复旦大学“古代与中世纪哲学中的美德与幸福”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
VOL.2961
2023年9月16日至17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承办了“古代与中世纪哲学中的美德与幸福”国际研讨会，会议有幸邀请了来自日本、香港及内地的近20位学者，围绕古代与中世纪哲学中的美德与幸福的传统问题、前沿动态与应用热点等作了精彩报告，并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人员集体合照
9月16日回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贺腾老师主持了开幕式。他首先向与会的各位学者对本次研讨会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简短的开幕式致辞结束后，正式进入报告与讨论环节，由北海道大学近藤智彦（Tomohiko Kondo）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任卓贤教授分别担任9月16日上半场与下半场的主持嘉宾。
波恩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钟裕成从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技艺类比入手，考察了道德知识的性质、内容、可教与否等经典议题，并指出：美德作为一种知识并无典型的主题。从这个角度看，道德知识在理解善恶方面更为深刻，但并不像某些智者所认为的那样适用于所有领域，因为所有事物的本质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技艺性的技艺。关于这种“美德-技艺”，首先，由于它以“美德”（并最终以“善”）的理式或相为对象，它需要藉辩证法澄清观念的本质和基本结构；然而，由于理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假定的，这种“美德-技艺”似乎是试探性的。其次，除了确定的理式外，这种知识还应该把握灵魂的本质，并经由辩证法认识不同类型的灵魂。
钟裕成
北海道大学的川岛彬（Akira Kawashima）研究员关注柏拉图在阐述学以成德时，辩证法、数学以及与神相似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数学和哲学辩证法的共性之一是两者均可被视为对统一性的持续研究。按照凯瑟琳·罗威特（Cathrine Rowett）的说法，在《理想国》中，界说每一个有争议的事物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有助于研究统一性；试图定义某种相，就须了解诸相相互结合的方式。迈尔斯·伯恩耶特（Myles Burnyeat）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将伦理学数学化；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数学和哲学辩证法中的统一性并不相同。辩证法家经由学习同研究对象相融，从而能够获得真正的美德，展现出最高的统一性，也就是善。与研究对象相融的图景不仅见于《理想国》，而且以“与神相似”等表述散见于《会饮》、《泰阿泰德》诸篇中，提供了一把阐释柏拉图伦理学的钥匙。
陕西师范大学张波波老师聚焦《斐莱布》（Philebus）中的快乐学说。《斐莱布》涵盖了适用于各种快乐的全面解释，“快乐”被定义为恢复身体与灵魂的自然平衡。柏拉图认为，追求健康和美德只是用真实纯粹的对象来填补纯粹快乐的“未感受到的匮乏”。《斐莱布》中并不存在对快乐的二分法：⑴快乐是一种恢复或生成的过程；⑵快乐是一种活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这进一步印证了柏拉图的观点，即包含快乐的幸福生活只是次优生活，最优生活是不再体验快乐或痛苦的中性状态。因此，《斐莱布》对人性的理解接近《高尔吉亚》、《会饮》和《理想国》：人的生活总是需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种恢复往往是愉快的，但它只是一种补救性的善，并不是存在的神圣与和谐的平静（不受干扰）。
张波波老师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博士生黄浩麟以《腓立比书》一章12-18节为切入点，讨论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竞赛文化中的欢乐。1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竞赛文化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用于解释希腊罗马著作，对照古典的荣誉-羞耻标准解读早期基督教文学的做法也很常见。然而，罕有将竞赛文化与诸宗教的竞争联系起来的考察，以反主流文化的（counter-cultural）方式培养美德也极少受到关注。对《腓立比书》一章12-18节的考察表明，以派别性嫉妒的视角阅读早期基督教文学是可行的；它也展示了少数族群如何通过两种方法持守喜乐的美德，一是重新定义“荣誉-羞耻”，二是调整斯多亚学派的慰藉策略。
黄浩麟
陕西师范大学的于江霞老师聚焦早期的斯多亚学派与犬儒学派有关美德、自然和法律等的学说，旨在表明西提翁的芝诺受到（原）犬儒学派持续而显著的影响。芝诺关于美德、自然和法律的思想是在苏格拉底传统之内延续或改造犬儒学派的产物，其与犬儒学派的决裂并不像某些人设想得那样剧烈。芝诺也将生活的目的定义为按照美德或自然法生活，并似乎选择了一条短程却严格的通往美德之路。同时，他试图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哲学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智慧。
北海道大学近藤智彦老师的报告题目是“运气、美德与幸福：古代与现代视角”，介绍了古代哲学关于美德与幸福之间关系的争论，尤其是运气所扮演的角色；继而，以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朱莉娅·安纳斯（Julia Annas）为例，梳理了她们在上述争论的现代回响中的不同观点。总而言之，运气、美德和幸福的问题将继续作为伦理学领域的核心，因为它与一些基本问题交织在一起，包括如何看待人类（是同样能够获得美德和幸福，还是同样脆弱，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以及伦理学乃至哲学的总体目标（关注个人的美德和智慧，还是着眼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状况”）。
近藤智彦老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贺腾老师探讨了“德性对幸福生活而言是自足”的这一命题。首先，贺腾展示了西塞罗对这一命题的讨论和论述，并展示了奥古斯丁早年著作中的斯多亚哲学的要素。随后，贺腾老师指出奥古斯丁与斯多亚哲学的区别并指出奥古斯丁以爱为中心重新构建了德性概念。在以爱为核心的德性论的基础上，奥古斯丁重新捍卫了“德性对幸福生活而言是自足的”这一命题。
贺腾老师
东京大学在读博士石川知辉（Tomoki Ishikawa）以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的一句引文propria uoluntas et liberum arbitrium（自身的意愿与自由决断）为切入点。对proprius与liber的语义分析揭示了心灵本身是心灵屈从于欲望的原因。在进一步回顾了《独语录》中有关哲学探索的三重结构，即净化欲望、行使理性与思考真理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引入的“意愿”概念彻底改变了灵魂净化的可能性，以及青年奥古斯丁的哲学探究方法。
石川智辉
9月17日回顾
2023年9月17日的研讨会由复旦大学贺腾老师主持。
香港中文大学任卓贤老师从基督教神学和伦理与希腊罗马异教文化互动的角度讨论了大巴西尔的《论愤怒》（Homily on Anger）这篇讲道文。巴西尔将愤怒描绘成血液的沸腾、追求复仇的欲望以及理性的盟友，说明他对这种情感的定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传统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塔克的影响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中。但巴西尔在讨论如何处理愤怒时表现出了由禁欲主义精神引导的基督教伦理倾向：不同于希腊罗马传统对“节制”的强调，他认为“正义的愤怒”取决于愤怒是否针对邪恶；同时，不同于古希腊将维护人的尊严与荣誉作为伦理旨归，他认为对愤怒的控制必须基于对尘世之人的卑微起源的认知，因此人应当以《圣经》中谦卑的基督为榜样，以沉默止恶而非愤怒才是回应侮辱的正确方式。
任卓贤老师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博士生王子超聚焦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 Philosophiae）结尾处看似未完成的关于哲学是否带来uera felicitas（真正的幸福）的论证，反驳了学界对《慰藉》主题和结尾的三种流行解读。对《慰藉》后半部分的祈祷、沉默和相关讨论的文学分析证明《慰藉》的核心哲学问题是uera felicitas，而非Peter King指出的“荒漠问题”，它只是在论证和追求uera felicitas时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uera felicitas不仅要求世俗的善，即美德，还需要美德与神性的结合。因此波爱修斯必须证明好人必然是幸运的，否则人必然与神疏离，而“美德即幸福”的“苏格拉底式哲学方案”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慰藉》结尾处的沉默是由于波爱修斯几经尝试后默认该方案和哲学的失败，但以哲学的失败为前提，他接受了一种的实现的末世论，这是他对uera felicitas的最终回答。
王子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天一老师关注阿维森纳在《指要与诠明之书》（al-Ishārāt wa-l-Tanbīhāt）中对幸福（saʿāda）与认知者（ʿārif）的论述，并讨论了苏赫拉瓦尔迪对其伦理学的回应。《指要》对幸福的探讨从愉悦（ladhdha）禀赋开始，愉悦以善和对善的理解为前提，而人的完善主要是理智完善，也即认知者（ʿārif）对真理本身和万事万物的统一不二的完全知识。人在此生可以通过追求完善的意愿和灵修等获得愉悦，但只有死后达到灵肉分离（mufāraqa）、不受肉体干扰的进行哲学思考的灵魂才能达到最高的愉悦即幸福，体现出阿维森纳受苏菲神秘主义影响的末世论。苏赫拉瓦尔迪对幸福和如何实现幸福的理解与阿维森纳保持一致，但批评了他将认理智完善理解为真理本身和一切存在统一一体的形式化的知识，并提出“在场知识”（即不是通过形式而是直接了解对象本身）才是真知，通过苏菲派神秘练习摆脱肉体，直接见证真理和整个存在，并模仿最完美的真主，才能获得最完美的知识、愉悦和幸福。
张天一老师
山东大学哲学学院董修元教授的报告考察了迈蒙尼德对精神修炼与人的完善的论述，指出其理论中的阿维森纳来源以及二人的分歧。《迷途指津》引言中用身体的放松（istarāḥat）表示困惑解除后灵魂安宁的状态，这是由于想象力对接受神性智慧流溢的干扰会导致身体机能与理智能力的不足，需要理性灵魂对身体的完全控制才能使理性灵魂转向神，与能动理智结合达到知性的认识极限。基于这种知性完善的状态，与神的智慧结合还需要“理智崇拜（intellectual worship）”，以达到先知所处的、能够形成预言（prophecy）的境界。迈蒙尼德不仅使用了与阿维森纳相同的术语（istirāḥ；sukūn）指涉理性灵魂掌控下身体机能的自在与平静，关于“理智崇拜”的探讨也与后者的精神修炼（spiritual exercise）相似。但他在术语使用方面对阿维森纳的苏菲倾向有所保留，认为想象力不是预言形成的必要条件，并将神的智慧等排除在知性范围之外，因而预言能力的完善是人无法保证的。迈蒙尼德与阿维森纳的上述差异反映出批判理性主义和思辨神秘主义的根本分歧。
董修元老师
北京大学哲学系蔡震宇老师围绕安萨里的幸福论属于神令论（Divine Command Theory）还是自然目的论的问题展开讨论。主流观点认为伊斯兰传统的幸福论以神令论为主体，因为《古兰经》和以安萨里为重要代表人物的艾什尔里派都支持神令论。除了列举对上述观点的外部批评，报告仔细考察并重构了安萨里关于幸福的功能论证。与哲学家（Falsafa）的幸福主义观点相近，安萨里认为幸福是人的终极目的的实现，需要人将最高理性功能发挥到极致，按照理性规范行事，这包括认识真主；但幸福还需要爱真主，这不同于哲学家从存在的角度将真主视为纯粹抽象的属性，是用苏菲对真主的精神观取代对真主的知识观。真主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是优势（tarajjuḥ）的保障，而非“符合终极目的”这一规范性的根据，因此安萨里的幸福论不属于神令论，而是以神学为导向、具有苏菲派特征的幸福主义。
蔡震宇老师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许可老师的报告主题是“托马斯·阿奎那论知觉理论和美德理论中作为激情的希望”。阿奎那认为，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激情，动物的希望是由预估能力（estimative power）引起的自然判断；而人的希望则源于思维能力（cogitative power）引起的理性判断。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厘清了知觉与希望的关系：于人类而言，希望可能由思维能力对可能性与未来的错误判断引起，从而导致虚假希望，因此阿奎那强调人的道德完善，也即思维能力中的审慎和感性欲望中的宽容、谦逊等美德对希望的完善作用。人的自由仅仅取决于对激情的节制，并且由审慎和美德完善的希望之情是理性的，这不同于斯多亚和普罗提诺强调的从情感中抽离的自由学说，表明了阿奎那学说的自然目的论取向。
许可老师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归伶昌老师聚焦阿奎那幸福论中的双重目的论结构，并将之与奥古斯丁的幸福论相比较。阿奎那在其幸福论中区分了finis cuius/end for which（幸福所涉及的对象）与finis quo/end by which（对象给主体带来的满足）两种目的，这源于亚里士多德对end for which和end towards which的区分。但在阿奎那的早期文本中，双重目的被划分为“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前者源自欲望主体的内在本性，这削弱了end for which的超越性和独立性。对双重目的的重新诠释也被应用于幸福论中：作为end by which/内在目的的理性灵魂需要通过享受作为end for which/外在目的的上帝来充分实现自身，因而作为理性生物的人可以通向上帝自身的存在并与之结合。这一具有双重目的论结构的幸福论与奥古斯丁的幸福理论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奥古斯丁对幸福的双重区分强调上帝自身以及上帝临在于人的灵魂结构中，以上帝为中心，而非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过程，因此二者也有显著差异。
归伶昌老师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博士钟俊明（Kevin Chong）受认信者马克西姆（580-662）的伦理观点启发，探讨了当前生成型人工智能在伦理设计上发展的可能性。尽管生成型AI进步迅速，但在伦理选择方面也更高效地模仿人类的恶习，如何建构符合伦理的AI或应置于跨学科的语境下被进一步思考和推进。中世纪学者马克西姆认为伦理是在与自我、他人和环境的真实互动中形成的，而非从现实生活中抽象的一套规则，通过培养“思考的习惯”和“行动的习惯”，人可以达成“中道”的伦理目标。对伦理的上述理解可以启发伦理AI的设计：AI在数据过滤方面不应无原因地筛选数据并进行多方面的伦理筛查，而非遵循一套既定规则，并且AI伦理检查应该能够通过适当的训练或自我学习随时间而进化，形成善良的“习惯”，从而实现符合伦理的决策。
钟俊明
最后，复旦大学的贺腾老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并进行了下一届古代中世纪哲工作坊的交接和预告。
编辑 | 方雨轩 王小蝶
撰稿人丨彭昱森 单佳镱
责任编辑丨汤克凤 隋艺菲